石室中学对“文翁兴学”精神的传承
北纬30°线贯穿四大文明古国，是一条神秘而又奇特的纬线，是世界上许多令人难解的自然及文明之谜所在。成都位于北纬30°线附近，公元前141年，文翁在此兴学，诞生了基础教育奇迹——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文翁兴学”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室中学传承文翁兴学精神，取得了成效。
一、“文翁兴学”的背景及措施
在“文翁兴学”前，汉初的蜀地经秦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溉灌三郡，开稻田”，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尚不足以导致巴蜀文化的转型。
在文教方面，与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及文化中心的齐鲁等地相比仍然落后。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地理限制。巴蜀偏居西南，处于崇山峻岭的环抱中，与外界隔绝，自成一体远离中国文化中心区域。蜀地为秦汉政府流放犯民的重要地方。
二是民风独特。据《汉书·文党传》载：“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蜀地受到氐、羌等部族的影响而形成的民风，其风俗制度、文化传统与中原地区差别很大。若用儒家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巴蜀仍属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与以儒雅之风着称的中原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
三是秦的影响。从公元前316年秦兼并巴蜀地区开始，到汉景帝末年，其间约180年时间。巴蜀在秦国上百年的统治之下，长期熏染秦人重利轻义之风，亲于法而疏于儒。汉初承秦制，继续实行“吏师制度”，学校不存。
汉代郡守乃地方大吏，集人、财、物、司法等责任和权力于一身。文翁既有崇高的威望，又是学校教育的行家里手，亲自参加校舍的修建、师资的培训、教学的安排等。文翁兴学的具体措施有：
一是培养优秀师资。清代宋在诗在《锦江春院示诸生》一诗中写道：此地多贤哲，不才无足师。文翁从郡县小吏中选出聪敏有才干者，亲自担任教师，然后送往京城长安进一步深造，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学成后归蜀任教，培养了较强的教师队伍。
二是精选教学内容。《华阳国志》记载，文翁选派张宽等人赴京师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学成归来后，在石室开设了同样的科目，教育内容仍是律令和儒家经典，传授“七经”（《诗》《书》《易》《礼》《春秋》之外另加《论语》《孝经》），以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传授法律条令，以培养学生处理公务的能力。
三是制定优待政策。文翁“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下县”即四郊之县，这些学生中除不少官吏子弟外，平民百姓子弟也在其中。西汉时期徭役繁多，包括兵役、劳役和杂役。为了让石室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学习，文翁免除了学生的徭役。
四是培养实践能力。文翁处理政务时，即在正席旁边设偏席，让他们实习，以仿效正式官员断事办案；每次外出到属县考察，文翁也会带上一些较优秀的学生随行，帮助文翁传达政令，处理政务，在实践中使学生增长才干，使各地百姓看到认真读书的好处，进而使得郡中人人向学，甚至有人不惜出钱以求进“学官”学习。
五是解决就业问题。文翁根据学员的学业成绩，分配不同的职位，“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学习成绩优秀者可在郡县担任官吏，学习成绩次的可以派到各乡管理基层民事。文翁还竭力举荐他们到朝廷做官，解决学生们学成之后的出路。如张叔等人学成而归，后被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营造“学而优则仕”的氛围，激励和诱导后来学子们向学。
六是保障兴学经费。在当时办公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文翁对于兴学的开支却毫不含糊。如他极力压缩郡府开支，将省下来的钱购买蜀地特产送给长安的博士，作为酬谢，以使其能尽心地教授。
二、“文翁兴学”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
（一）“文翁兴学”对全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列选了中国古代教育家29人，其中“文翁”这一条目中写道：“中国西汉蜀郡太守，汉代郡县学的发轫者。”《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记载：“元朔五年，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元朔五年”即公元前124年，也就是文翁石室创立17年之后，汉武帝很赞赏文翁兴学的做法，下令全国各郡兴办官学，推广蜀郡办教育的先进经验，以发展教育。
地方官学从此由巴蜀逐步推广到全国，到东汉时终于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后汉书》）。
文翁创办郡学的措施，不但为兴办地方官学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有些措施此后不久为汉武帝创办的中央太学所借鉴，促进了太学的制度建设，如太学之中由博士任教授，为博士官置弟子，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如太学中为博士弟子“复其身”（免除徭役）的做法；对太学中结业的博士弟子任用为官吏的措施。
这样从地方到中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教育体制，促进了全国文教事业的发展。胡适在提到文翁兴学，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时指出，“从此中央有太学，州郡有学官，又有以通经取士之法，中国的教育制度的规模才算成立”。
此外，文翁把学习儒术与选拔、任用官吏相结合的做法，开通过文化成绩入仕做官的先河。文翁石室，是当时最早由地方政府建立的以传播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同时又是祭祀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场所。
文翁石室的周公礼殿是当时全国第一所由政府建立的祭祀先圣、先师、先贤的专门建筑，是中国古代庙学合一的最早标本，形成了左庙右学的庙学合一制度。武帝以文翁兴办地方官学为典型，兴太学、广教化，将儒家教义推向全国，对中国封建大国思想一体化变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文翁兴学”对四川教育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促进了巴蜀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蜀郡由文化落后“辟陋有蛮夷风”，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在西南地区的分中心，促进了华夏主流文化在西南边疆地区的传播和西南边疆的稳定，比肩于齐鲁的文化发达地区。《汉书》中班固把文翁列为循吏之首，还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唐代裴铏在诗中写到“文翁石室有仪刑，庠序千秋播德馨”，说明蜀地的教育水平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蜀志》记载，东汉时在成都一地，便建立了州、郡、县三级官兴学校，这在全国实属罕见。现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院的《石室讲经图》生动地再现了文翁到石室教学的情况。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的“裴君碑”“李君碑”主要介绍了两位蜀郡太守任内的功绩，尤以他们振兴儒学、培养人才、兴学校教育的事迹最为突出，表明了当时地方政府对文教事业的重视。
《四川通志》载有清初年四川巡抚佟凤彩写的《修成都府学记》一文，记述了当时“是否等富庶起来再办教育”的激烈争辩的情况，争论的结果是重视教育、优先发展教育的意见取得胜利。蜀地从文翁兴学开始，形成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高度重视学校教育的传统。这是文翁石室能取得良好兴学成果的原因之一。
宋代知府田况在《进士题名记》中提到：“……至庆历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佑元年得二十四人……”宋代之后，蜀地比起西汉蜀地略小，然而进士一榜也能中十八人、二十四人，可谓人才辈出，这也是文翁教化的功劳。苏辙说“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成为文翁兴学后巴蜀文人自觉的文化追求。
由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的“蜀学”对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欧阳修称赞：“文翁在蜀，教学之盛，为汉称首。”北宋学人吕陶《经史阁记》述“蜀学”盛事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三者都和文翁石室有直接的渊源。
我们再看文翁兴学后蜀地文化兴盛的其他方面：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在汉赋四大家中占其三席，陈寿《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唐代有诗歌巨擘陈子昂、李白，唐宋八大家中有“三苏”，元代有“诗歌四大家”之首的虞集，明代有“着述第一”的状元杨慎等。此外，清代还有诗词戏论俱优的李调元，以及与袁枚、赵翼唱酬齐名的张船山。
三、石室中学对“文翁兴学”精神的传承
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重视教育才能治平有方。这是文翁兴学对历代当政者的启迪，其中体现出崇文重教的智慧、心怀天下的担当、与时俱进的创新、矢志不移的意志和永争一流的奋斗，是文翁兴学精神的内涵，更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翁石室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多次遭遇火灾或在战乱中被毁灭性破坏，却从未中断办学，办学地址也从未改变。文翁石室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校名，先后作为蜀郡郡学、益州州学、蜀国太学、益州州学、孟蜀太学、成都府学，清康熙四十三年建为锦江书院。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背景下，1902年，原址创办成都府师范学堂，成为成都地区开办最早的新式学堂，1904年改为成都府中学堂。1960年，当时的成都四中（石室中学）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集体”，为四川省三所省属重点中学之一。1983年，学校恢复石室校名。
石室中学传承文翁兴学精神，为学校现代发展赋能，推动学校现代发展的探索，通过文化传承与创生，优化调整治理结构，在办学追求、学校管理、教师队伍、课程建设、生态德育、开放办学等方面彰显办学特色，不断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从而实现学校、教师、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办学追求方面，20世纪90年代，石室中学总结两千多年的学校传统，提炼出“爱国利民、因时应事、整齐严肃、德达材实”的校训，提出“继承优良历史传统，打好全面素质基础，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办学思想和“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总结出“师资高、学风严、教学精、思维活、品质优”的办学经验；
2016年，提出了“育关键能力，办品质教育，为领军人才成长奠基”的办学追求；2020年提出“追求品质卓越、实现高位引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领航中学”的办学追求和“培养有家国情怀与世界格局的未来领军人才”的培养目标。
在学校管理方面，作为蜀郡太守的文翁不仅修建了石室，而且亲自参加学校管理和教学，优先保障石室办学经费，为石室延聘优秀师资，还亲自走入讲堂，为学生授课。
今天石室中学在行政管理中，石室中学成立年级工作领导小组统领年级工作，管理重心前置至年级、备课组和班级，形成年级与备课组的工作特色。在教学管理中，以课堂教学为核心提升教学质量，组织全体教师深入课堂，开展教学研究，提高教学效益。
在队伍建设方面，第一任校长文翁既是“仁爱好教化”的蜀郡太守，又是“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清代宋在诗在《锦江书院示诸生》一诗中写道：“春风凭汝坐，大道待人仔。此地多贤哲，不才无足师。”谯周、何其芳、曹葆华、刘豫波、林思进、蒙文通等都曾在文翁石室任教。
为保证教师队伍青蓝相续，石室中学成立新课改委员会、青年教师指导委员会、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班主任指导委员会、德育指导委员会、骨干教师学习共同体，实施“导师制”，形成学校、教研组和指导老师三级培养体系，通过评选石室名师、赛课献课，有效发挥激励作用，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
在课程建设方面，文翁石室传授“七经”建立了自己的校本教材体系，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校结合自身情况开发校本课程，以“成长树”课程体系支持“为领军人才成长奠基”的实践。
学校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线，开展艺术之旅、科技之旅、军营之旅、名校之旅、农村之旅等“六旅体验”活动，开展创新拔尖人才早期培养，指导学生申报研究性课题，开展院士学生面对面活动，稳步推进STEAM教育，促使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发挥。
在德育工作方面，文翁兴学，化蒙昧为文明，对生命价值的发掘是悲天悯人的情怀。石室中学从2006年起就开始构建生命教育课程体系，创新性地提出了生命的三个维度——活着、活好、活出价值。2018年开始，石室中学在生命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探索，提出构建生态德育模式。
学校生态德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为理念，以培育学生的“关键能力”为重点，以修身教育为抓手，注重教育思想的引领，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人格。
在开放办学方面，文翁兴学向中原文教发达地区学习，最终蜀学比于齐鲁。石室中学领办的灾区学校“成都石室白马中学”，组建成都石室中学教育集团，搭建了“石室祥云网络课堂”网络平台，积极开展区域教育合作，促进优质教育共享，助力教育精准扶贫。石室中学还积极探索基础教育国际化。
石室中学是四川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学校、四川省首批汉语国际推广中小学基地学校、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指定考点，最早开办了四川省剑桥国际高中课程项目班，诞生了四川省第一个美加留学预备班，成功在美国创办四川省海外第一所孔子课堂。“A-LEVEL课程”“北美高中课程”“美国高中课程”“加拿大BC省高中课程”组成了石室特色“国际课程体系”。
唐代卢照邻写到《文翁讲堂》“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把文翁石室与齐国孟子讲学之地稷下相提并论，视为是中国文化教育的发祥地。当代着名学者季羡林为石室中学题词“古今一校，扬辉千秋”。如果说李冰治水造就了成都平原的物质文明，文翁化蜀则成就了天府之国的精神文明。
文翁石室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史的缩影。它诞生于巴蜀蒙昧混沌之时，走过漫长的封建时期，经历近现代中国最动荡的岁月，也正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