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高中阶段生源预测和普职分流趋势

　　一、未来20年高中阶段生源预测

　　如果对未来20年中等职业学校生源进行预测，2007-2021年的出生人口分别对应2022-2036年的高中招生数量，只需要预测5年的出生人口，假定未来高中普及率从2020年的91.2%逐年上升，并在2030年接近100%，便可以对未来20年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进行估算。

　　（一）基于人口普查及抽查的出生人口，预估未来15年的高中学段招生数（见表1)

　　本文参考多个部门公布的人口数据，除2017年和2019年，卫生部门公布的活产婴儿数量每年都比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少；近年公安局公布的户籍人口数据大大低于卫生部门以及统计局的数据，本研究倾向于采用卫生部门公布的活产婴儿数量，同时参考统计局的出生人口数据。

表1 2022-2036年高中阶段入学人数预测

　　（二）2036-2041年出生人口预估

　　本研究参考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2开展人口预测，采用的高中低方案均是依据同处亚洲儒家文化圈或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之后的生育率，使用CPPS软件对2021-2025年的出生人口进行预测，导出的数据经过小幅修正。以高方案1.4～1.5、中方案1.2～1.3，低方案1.0～1.1预测未来2036-2040年高中阶段生源，以出生人口为单位。

　　高方案采用1.4～1.5，其依据是参考同处于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日本。由于战后（1945年后）的和平重现以及生产秩序的恢复，出现了生育高潮。1949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关于人口问题决议案”，明确表示了希望节制生育的态度，并允许制造和出售避孕工具和避孕药物。

　　1954年，日本人口问题研究会颁布“关于作为人口对策要求的节制生育的决议”。1959年，日本人口问题审议会公开发表了《人口白皮书》，其生育率自1965年跌破更替水平后，直到1966年以后，日本发现其人口出生率到了警戒线以下，于是取消了相关法律，生育率曾短暂恢复到2.1附近，但没有稳住，此后一路下滑到2005年的最低点1.26。

　　日本政府出台了很多鼓励措施，近年来生育率一直维系在1.4左右。

　　中方案采用1.2～1.3，参考亚洲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生育率。新加坡1965年开始制定实施了“家庭计划法”，此后推行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生育率快速下滑，近年来鼓励生育，效果不理想，2003-2017年生育率一直在1.15～1.29之间上下波动，2012、2014年为1.29、1.25，2010和2017年仅为1.15和1.16。

　　韩国1962年推广宣传性的“二孩”政策，2005年生育率跌至最低点1.08，此后生育率在1.05～1.29之间波动，2007和2012年分别为1.26和1.29。

　　我国香港地区没有推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家计会”从1955年提倡“宝宝勿生多，最多生两个”的宣传性家庭计划，2003年生育率跌至最低点0.90，此后也是在1.0～1.29之间徘徊，2012年为1.29。

　　低方案采用1.0～1.1。低方案参考我国台湾和澳门地区的生育率。我国台湾当局于1968年开始实施“家庭计划”来控制生育，1990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8后政府废除生育限制，2008年开始鼓励生育，但当年台湾地区的生育率为1.05，2013年为1.065，2016-2017年为1.1，2013、2017年仅为1.13，美国中情局（CIA）预估其2021年生育率只会有1.09。

　　澳门地区的生育率2003年跌至最低点0.86，此后有所回升，近十年在1.1～1.2左右徘徊。

　　参考同处亚洲儒家文化圈以及具有相似文化的日本、韩国的生育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些国家的人种、文化和生活习惯具有相似性，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推行过“家庭计划”，我国澳门地区未推行过家庭计划，但是其生育率也是居于全球底端系列。

　　2021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放开三胎，本预测基于未来1～2年会放开生育限制的假设，但即便放开生育限制，生育三个或多个孩子的家庭也不会太多，不会再出现婴儿潮，主要原因在于：

　　愿意生3个孩子及以上的妇女比例为9.3%，根据2015-2019年的出生人口，在“全面二胎”政策环境下，2017、2018、2019年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分别为6.8%、8.8%、10.5%，生育三孩的比例在6.8%～10.5%之间波动，与生育意愿基本接近。

　　2015-2019年这5年台湾地区三孩及以上孩次占比平均为11.5%，韩国平均为9.3%；2000-2019年这20年台湾地区平均为11.5%，韩国此期则平均为9.8%。即便放开生育限制，参照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三孩比例，我国育龄妇女能生三孩的比例可能会提升至10%～11%，即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1%～2%，每年新增婴儿20万人。

　　至于放开生育后，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从表2可以看出，无论是采用高方案或中方案，由于育龄妇女的持续减少、生育意愿不高、晚婚晚育等各种不利于生育的因素的影响，出生的婴儿数量也会持续波浪式走低。笔者认为，我国未来5～10年的生育率会沿着低方案运行的可能性较大。理由如下：

表2 低、中、高方案预测2021-2026年人口出生数

　　（1) 2000、2010和2020年三次权威的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分别为1.22、1.18和1.30，证实了我国的生育率在1.2～1.3，这也再次警醒社会各界：我国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多年居于1.5以下，处于超低人口生育率系列。

　　（2）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也居于全球底端系列，由于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处于全球最低行列，2017年，适龄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其中“90后”女性生育意愿仅为1.7，即便是15～19岁低年龄组少数民族妇女打算生育的子女数也仅为1.78，与汉族接近。

　　（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理想中的婴儿潮并未出现，而且出生的婴儿数量经过2016-2018年微幅上升后出现持续的下跌，2018、2019年卫生部门公布的活产婴儿数量出现了明显下跌，分别为1362万、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更是跌至历史低谷1200万人，几乎接近1961年的出生人口数1187万。

　　（4）虽然短期内也会有鼓励生育措施，但在没有完全实行自主生育的情况下，鼓励生育的效果会打折扣，只有彻底放开了生育，实现自主生育，才能有效鼓励生育，即便是鼓励生育，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日本经过多年的鼓励生育，如1994年的“天使计划”、2001年和2004年的“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儿童、育儿支援计划”、2003年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15年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其生育率也才勉强维系在1.4左右，一直没有恢复到更替水平。

　　二、普职分流的走势分析

　　未来20年普职分流生源会随着出生人口的波动而波动，分流的规划需要根据学龄人口的波动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由于绝大多数家长倾向于子女优先考虑普通高中，随着生源的波动，分流过程中中职学校生源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一）2022-2041年高中阶段的生源波动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2022-2041年我国高中阶段的生源会有如下波动。

表3 2022-2041年5-5与6-4普职分流情况下中职学校招生数预测（单位：万人）

　　2022-2030年这9年的高中生源波动区间在1225万～1550万，这是根据卫生部门公布的活产婴儿数量的推测。其中高的年份也只有1510万，低的年份为1225万，如果按照各50%的分流比例，则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在612万～775万之间波动。如果按照现行的6∶4分流，则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会在490万～620万之间波动。

　　高中阶段生源的波峰会出现在2031、2032年，2031年高中阶段生源1768万～1850万，2032年在1723万～1759万，生源比2022年高出了300万～600万。但高峰仅仅持续两年。这两年的高中生源出现高峰是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二胎释放效应有关。当堆集的二胎释放完毕后，2018年出生人口骤降至1363万，对应于2033年的高中阶段招生人数。

　　2036-2041年高中阶段生源会持续走低，这与2020年及以后的出生人口持续走低有关。2035-2040年这6年的高中招生数量会逐步跌至1100万附近。以2040年为例，如果普通高中生保持876万的招生规模，那只留给中等职业学校79万的空间，普职比约为11∶1；2041年中职学校只有24万生源，即将面临生源枯竭，这意味着到那时将会有大量的中职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面临倒闭。

　　（二）普职分流的潜在压力

　　在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导向下，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中职学校在招生问题上想尽一切办法以完成招生任务。根据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数据，近些年普职分流的比例还能够维系在6∶4左右（见图1），如，2019年普通高中1.40万所，招生839.4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00.37万人，比上年增加43.32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1.70%；

　　2020年，普通高中招生876.4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44.7万人，中职招生占比42.4%。但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逐年减少，6∶4的普职比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

图1 2016-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及普通高中招生人数

　　未来20年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普通高中数量的增长，普职分流中会出现普通高中挤压职业高中的现象。2019年普通高中1.40万所，比上年增加227所，增长1.65%，中等职业学校1.01万所，比上年减少151所。

　　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339所，比上年增加17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1032所，比上年减少65所；职业高中3315所，比上年减少116所；技工学校2392所，比上年增加13所。尽管挤占的比例不多，但是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

　　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家长会选择普通高中。有调查显示：在达到普通高中分数线的情况下，有63.7%的学生选择普通高中，仅仅有20.5%的学生选中职学校，另有10.5%的学生在缴纳高价择校费的情况下选择重点高中，这会加剧中职学校的转型。

　　三、政策建议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维系中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但随着高中教育的日渐普及，教育日渐民主化，推行多元化的中高等职业教育将是今后的重要趋势，应重点构建职业教育的升学制度，同时加强普职融合。

　　（一）构建科学的职业教育升学制度

　　完整的职业教育制度包括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教育升学制度、职业培训内容标准制度、校企合作制度等。对待未来的普职分流，不仅要协调好分流计划，还要基于我国国情搭建职业教育的升学制度。目前，所有发达国家都保留着中等职业教育，尽管一些国家是依托综合中学开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技术所拥有的独特知识体系和思维模式，要求在中学阶段就开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中等职业教育这个领域是不能放弃的，必须加以保留。

　　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通道如何走出中国特色是需要多加关注的问题。目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升学途径比较多，有普通高考、三校生高考、自主招生、高职单招、中本科贯通、五年一贯制，愿意参加高考的中职生不多，因而构建中职生高考制度不太现实。我们可以参考德国的职业制度，构建中等职业教育的证书式高考升学制度。

　　我国中等职校学校可参照普通高考的科目，将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物理、化学和生物）、专业综合5门科目纳入水平等级考试，前四科的课程标准参考普通高中，但证书考试内容的难度可大大低于普通高考，专业综合则根据中职18个大类专业，考核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愿意升学的考生参加这5门考试，获得相应的A、B、C、D四个级别的等级证书（A代表60～69分，B是70～79分，C是80～89分，D是90～100分），高职院校、工程类技术学院（大学）、工科大学根据5科考试等级挑选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

　　（二）中等职业学校推行多元化的普职融合策略

　　与构建中职高考升学制度相配套，中等职业学校应该加强普职融合，融合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智能化时代的需求，为学生打下厚实宽广的知识基础，拓宽学生视野。因而，中等职业学校需要做到：

　　（1）适当加大普通课程的设置，让所有中职学生修完普通高中的核心学术性课程，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等，把历史和地理作为选修课程，这些学术性课程在知识深度上可比对普通高中生的要求低一些；

　　（2）加大普通课程与职业课程的融合，在专业课程的内容组织和选择上，通过STEM主题，渗透普通高中的学术性知识。

　　（3）开设多元化的融合课程，为一部分进入高等职业学院和工科大学的学生打好升学基础，目前发达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普遍出现上移的趋势，即便是有双元制特色的德国，其中等职业教育和培训也面临学历上移的格局。因此，应通过普职融合为学生打好普通教育的基础，为其进入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创造机会。

　　（三）做好未来15年及更长年限的普职分流规划

　　未来15年内，高中生源的波动会是平稳的，且会随着“二孩”政策的补偿生育效应而出现一个短暂的小高峰，随后在2035年开始骤降，2035年后，高中生源的逐年下滑已经成为定局。

　　即便是鼓励生育，也难以在2025年后继续维持出生人口在1000万以上，如果生育率维系在1.1～1.3之间，2030年前后出生人口会跌破1000万，2035年恐怕会跌至800万～900万，对应于2050年的高中阶段招生数，恐怕中等职业学校会失去生源。届时，不仅仅是中等职业学校会失去生源，大量的高等职业学院也会面临生源危机。

　　总之，低生育率造成了普职分流争夺生源的问题，以未来15年作为分水岭，尽管2022-2036年高中生源会有一定波动，但不会危及中等职业学校的根本，但2022年及以后出生人口的逐年走低已经成为定局，2036年以后大多数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会逐年大幅萎缩，如何面对大面积萎缩的生源，是与普通高中继续瓜分生源，还是将这些职业学校逐步转型或关闭？

　　或许韩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为了避免未来15年后中职生源的萎缩，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是我们必须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