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号入学的社会成本与养育成本是增加的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21世纪，面对竞争加剧的全球化与快速迭代的人力资本，大城市“80后”“90后”选择“佛系”或“躺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必然，这既是年轻人过早卷入教育内卷之后的疲惫，也是身处激烈竞争环境、面对代际向上流动困难之后的妥协。

　　无论天价学区房，还是期待孩子前程似锦的家长们，都希望借助教育途径实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成为多数家庭教育焦虑的重要原因。

　　第一，摇号入学新政导致家庭的养育成本显着增加。

　　在过去的升学模式下，家庭对孩子升学择校的选择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孩子教育至上模式，选择该模式的家庭首要看重的是孩子学习成绩和教育质量，如果孩子有机会就读重点学校，家长会不计成本跟随孩子就近选择学区房，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只要能够最大限度节省孩子的交通时间，保证其学习投入和睡眠时间，家庭会在孩子就读学校周围租住或购买距离较近的住房，而居住质量、生活品质和举家频繁流动则成为保证孩子学习时间和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

　　另一类是家庭福利平衡模式，选择该模式的家庭并不是认为孩子的学习成绩不重要，而是从家庭整体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多维度决策孩子的择校，在孩子择校升学时也会充分考虑夫妻双方的职住平衡，同时兼顾家庭生活品质、居住体验及代际关系，不会一味跟随孩子不同阶段的择校选择频繁搬迁，而是会综合考虑学校教学质量、交通便利程度、通勤距离远近等因素，权衡各方面目标综合作出一个折中选择。

　　但是，摇号入学新政打破了这两类家庭原有的平衡，大部分家庭需要重新做好长期租房或者动态通勤的准备。因为升学既不取决于家庭择校的主观偏好和经济资本，也不取决于家庭居住地与学校的距离远近，最终被摇中哪个学校完全取决于孩子的运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每个参与摇号的家庭都必须面对的最终结果是：或者直接在摇中学校附近租房，或者每天接送孩子往返于学校与居住地之间。除了少数极其幸运的家庭，能够同时兼顾家校距离与教学质量，摇中“又近又好”的学校；大多数家庭必须面对的是“只近不好”“只好不近”或“又不近又不好”的结果。

　　因此，大多数家庭可能都需要重新调整生活节奏，或者孩子奔波，或者家长奔波，或者孩子和父母朝着各自目的地一起奔波。而这一情景还未考虑许多大城市中心城区机动车尾号限行政策下的通勤成本，如果再加上限行约束，很多家庭可能还需要面临额外购置一辆新车或者更换新能源汽车的选择。

　　因此，摇号入学新政会导致区域内整体交通成本的显着增加，城市区域内部凡是家中有需要接受义务教育孩子的家庭，需要调整的是父母工作—家庭居所—孩子学校之间复杂的动态通勤网络。

　　在孩子就读幼儿园（3～6岁）、小学（6～12岁）、初中（12～15岁）到高中（15～18岁）的15年时间里，家长需要在学校教学质量—家庭居住体验—日常通勤方式之间进行反复权衡，阶段性选择适合家庭成员和个人职业发展的最优居住策略。

　　第二，摇号入学新政可能导致新的教育不平等。

　　小升初摇号入学是否意味着小学阶段的学科基础与孩子未来的高考择校关系不大？如果升学机制对学生成绩不像过去那么强调和重视，是否意味着小学阶段学习成果与初中教学内容能够顺利衔接？在摇号升学和减负新政下，家长是否能够放手孩子在小学阶段学习方面的投入？

　　学校和老师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淡化是否意味着孩子真正是从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如果学生不再将大量时间用于语文诵读、数学计算和英文背默，而是可以在音乐、美术、体育、科学等素质领域快乐沉浸，那么，这些学习内容和习惯养成是否可以支持孩子在初中乃至高中阶段能够平稳过渡？

　　如果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家长则无需焦虑和担心，让孩子轻松快乐度过童年岂不是皆大欢喜？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或者不确定的，则学校的校内减负可能就意味着校外的家庭增负，孩子也可能是换个地方学习而已，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教育不平等。

　　因为只有家庭地位条件较好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优质高效的课外补习和兴趣班，而对经济地位条件一般或较差的家庭来说，要么无力负担、主动放弃，要么在不同规格课外班及通勤距离之间进行艰难选择，其结果是造成孩子和家长的双重疲惫，孩子在校内学习与课外学习的进度之间依然难以平衡，家长在免费义务教育与高价校外补习之间艰难取舍。

　　教育减负政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们无奈看到的是学校正规教育持续减负的背后，市场盈利教学机构仍然在隐性发展，影子教育继续成为拉开孩子起跑线的又一推手。

　　这也是为何现行“双减”政策落地后，部分家长依然乐此不疲、费尽周折、想方设法为孩子选择各种匪夷所思的隐形学科辅导，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孩子能够在中考和高考时出类拔萃，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名校，获得能够快速变现的学历文凭和代际向上流动。

　　第三，摇号入学新政导致传统的教学激励部分失效。

　　对小学1～6年级的学生而言，如果学习成绩与升学脱钩，意味着是否能上好的初中完全靠运气而非个人的主观努力。对学校而言，如果老师的辛勤付出与学生升学脱钩，意味着教学投入要靠老师的职业自律而非绩效激励。而对大多数老师来说，相安无事可能会成为一种更为稳妥的选择，至于孩子学到多少、成绩如何与学校传统的教学激励无必然联系。

　　对家长而言，摇号升学后学校的减负意味着孩子在校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可能会大幅缩水，如何安排校外时间成为家长焦虑的重要内容，由于家庭资源约束和信息不对称，家长需要在校外、周末、寒暑假给孩子做出尽可能合理的安排，保证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同时不虚度时光，最大限度地远离各类电子设备、远离各种线上或是线下的不良诱惑，而这些对家长而言，无疑又是年复一年的焦虑源泉。

　　第四，摇号入学新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

　　“摇号入学”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中，“摇来”的学生和“走教”的老师，在保持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师资和生源相对均衡的同时，持续流动性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打破了原有学校的文化传承和教学氛围，让学生和老师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归属感。

　　学生在学校之间的流动与学习成绩无关，完全取决于摇号时的运气，教师在学校之间的流动亦与教学业绩无直接关系，而取决于本身的年龄、教龄及政策的流动比例要求。不同于其他类型职业，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敬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传承，而这种不定期的流动在一定范围内会打断这种传承，导致教师在“走教”的流动中降低归属感。

　　这一新政对学校管理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每年一定比例的教师流动率，会打破学校原有的课程分配模式：一方面，学校需要重新调整不同特点的师资在不同年级、不同班级之间的配比；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留守教师和流动教师之间搭配，关注“走教”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磨合，而这些正常教学工作之外的协调都意味着无论学校、老师、学生还是家长，都需要额外付诸沟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铁打的校区、流动的师生”，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师资培养也必须相应做出及时调整。从长期看，在一个持续流动且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学生、老师和学校原有的情感维系会淡化，彼此之间的归属感和期待值也会大大降低，特别是原有传统名校的优良教习在教改新政中难以继续维系。

　　第五，摇号入学新政加重了父母的工作—家庭冲突，降低了孩子成长环境的稳定性。

　　对每一个有处于基础教育阶段孩子的家庭来说，如果说幼儿园三年和小学六年可以按就近入学的政策进行主观选择（学区房应运而生），但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究竟能在哪里读书就几乎不取决于父母的主观意愿和家庭经济资本，而是初中靠运气、高中凭实力。

　　接下来每个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日常居住位置的选择，如果家校距离较远，那么，是家长跟着孩子流动？还是孩子跟着家长流动？这成为每个家庭每隔三年或者六年就必须要重新选择的问题。如果家庭内一个孩子面临的升学选择如此，那么，未来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家庭又该如何进行决策？

　　按照当前的政策升学，学区房不仅不会“降温”，可能还会持续“火爆”，因为在大城市为了孩子升学择校的流动家庭是普遍存在的。在学区房之间按需流动，不仅家长苦不堪言，而且孩子也要面临频繁搬家或者家校奔波之累。

　　对整个社会而言，一方面是更为普遍的家校通勤造成区域内的交通拥堵和通勤成本，另一方面频繁的空间流动也大大挤占了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家庭团聚和休闲时间，孩子和家长无法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熟悉空间长期居住，租房和通勤也会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并且难以协调。

　　长时间、远距离的家校频繁奔波在加重家长的工作—家庭时间冲突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成员的情绪焦虑，亲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时会出现失控，家长可能会一时冲动，孩子也可能会情绪瞬间崩溃。

　　因此，在孩子心智尚未成熟的青春期，中小学基础教育不仅要给家长喘息的时间，也要给孩子的成长留有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熟悉的环境、稳定的生活环境安心成长。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除了父母家人，从小结识、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非常重要。

　　而频繁的流动和不确定的择校，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种稳固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可以试想，在现有升学模式下，最后能够一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始终同校的孩子几乎寥寥无几。

　　尽管不断变换的学习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孩子的适应能力，但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维系长期稳固的人际关系和共同成长的知心朋友，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应该是更加有益的，特别是青春期或者遭遇人生重大变故时，彼此熟知的朋友之间的陪伴和倾诉都非常重要，这样的亲密陪伴甚至能够让孩子受益终身。